我是2004年2月调到北大社会学系的。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了，朋友们让我谈谈对北大的印象。我心口如一：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庞然大物，我是边缘侏儒，我只在有限的程度上了解我的一些学生。但是以后的经历却使我深深地疑惑：校内各级领导都了解北大吗？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清楚吗？经过各自主客观上的微妙组合，每个北大人都有自己对北大的印象。中心的人未必没有盲点，边缘的人未必没有洞见。一个基层教师可能见木不见林，一个全局领导者可能失去了细微和纵深。普通教师的积极态度就是利用一切机会谈自己的印象，发自己的牢骚。它是一个边缘人参与北大建设的第一步。
接触北大、形成印象，在成为它的一员之前就开始了。大概是1988年的五四，我应邀参加北大团委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同学站昂首天外、慷慨陈词：“社会在改革，北大也应该改革；北大不要作象牙塔。北大有太多的没有用的课程，都应该撤销，北大要为社会服务，要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我记得当时我也像他一样霍然起立：“照这位同学的看法，很多院系和专业应该撤销，梵文、考古等等，能够帮助中国致富吗？如果完全致力于实用，大学还是大学吗？”该同学的言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天，出现在社会上都稀松平常，使我惊讶的是，他可以在中国第一学府中像发现真理一样，坦然陈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举办了演讲比赛，我当时还是人大教师，被邀请担任评委。第一个讲完，我的感觉是真好，别的学校本科生恐怕达不到。第二个讲完，惊呼更好。讲到第三个，觉得只有北大能如此人才荟萃。再听第四个、第五个，坏了，越听越倒胃口，仿佛看到了一批精致闪光的螺丝钉。听完全部，悲从中来。幸亏，有个异类，数学系的殷俊同学，风格迥异。写这篇文章时，我欣喜地从网上发现了他的演讲，引用几句，给大家一点印象：“学了地理学，我们知道，北大是一条河，前进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进入社会的大海时，泥沙终将沉淀。但如果这条传统的河在某个重要地点淤塞了，就将腐败发臭，毒害而不是清洁靠近它的人。学了生态学，我们知道，北大是片森林，只有保持多样性，才能永葆生机。学了物理学，我们知道，能量越低越稳定，结构越规则越稳定。所以北大的同学们，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严谨吧。学了统计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样本，别人往往就通过我们来认识北大。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我就代表北大！’我们来到北大，就像一张张软盘，到北大这台计算机上来，拷走了知识，也拷走了精神。在拷走的同时，我们还要问问自己，我给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终殷俊获得优胜。评委们推举三人作总结发言，我是其中之一。我在发言中说：“你们讲的都很好，但是怎么好的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今晚幸亏有个数学系的同学，他挽救了这场比赛，平衡了一个世界。我想二三十年代的北大不会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那时的老师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教师和而不同。”
演讲比赛上另一个令我悲哀的事情是主持比赛的同学对评委总结发言的顺序安排，倒数第三是谢冕老师，倒数第二是我，压轴的是白岩松。简直是岂有此理，谢老师是三人中年龄最长者，是三人中唯一的本校教师，白岩松是年龄最轻者，非学院中人。校园文化怎么可以轻看自己的长者，高抬一个媒体少年呢？同学们连本校的大牌教授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差异都不知晓，怕不是分寸可以度量的了。它发生在堂堂第一学府，足见今日中国之礼崩乐坏。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门课即将结束时，去北医三院看了一次病，记得花了二、三百元钱。我不懂学校的规矩，报销未果。补齐了手续，正发愁明天还要来校，不然就过期了。这当口碰到了上我课的一个同学。我将这事委托给她。但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我猜想，她忘记了这事，那票据作废了，最终她选择了躲避我的策略。她如果和我讲出此事，我决不可能要她赔偿。遗忘可以理解，躲避是不可原谅的。过后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找到她谈谈，钱我当然不会要，教育她是我份内的事情：一个连这点责任都不敢面对的人，日后能担当家国重任吗？但我最终放弃了。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诲是她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我身为一名北大的教师却继续着放任。
